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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嫲》,“坚贞”就在这里
发布时间:2020-09-14来源:

图为《红嫲》剧照。林香仁 摄

□ 宋客

龙岩山歌戏《红》,近日在龙岩进行彩排试演。始料未及的是,该戏甫一推出,即好评如潮,街巷热议。

《红》的成功,在于地方特色浓郁,又赋予新时代意义;既讴歌闽西红土地上对党忠诚、对这片土地挚爱的赤子之心,又礼赞红土地所蕴含的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的博大胸襟。

《红》紧紧扎根在闽西大地,向人们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红”为代表的闽西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迎接红四军入闽,送儿踊跃当红军,中央苏区沦陷后反动势力疯狂反扑,闽西人民以各种方式坚持斗争,保卫土地革命果实,最后“红”惨遭敌人杀害的悲愤历程。《红》全面揭示了闽西儿女听党的话、跟党走,任何困难都摧不倒、压不垮的坚定信念,抒发了闽西儿女爱党、护党、忧党的炽烈情感以及在实际工作中为党工作的实际行动和面对反动势力决不屈服的意志品质。

“红”是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提炼,是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是特定语境中特定性格的生成。从“红”身上,我们看到了龙岩著名女共产党员张溪兜抡起斧头开仓济粮给贫苦农民的英勇;看到了龙岩著名接头户张龙地巧妙躲过敌人的搜捕把情报送给红军游击队最后脱险的机智;看到了著名革命烈士陈客送儿当红军为游击队送盐送粮送药送情报被敌人抓捕严刑拷打决不屈服而被枪决,因子弹未及要害一场暴雨后又苏醒过来,继续坚持革命再次被敌人抓捕并被活活烧死的顽强;以山歌这一艺术形式演绎“红”这一英雄群体,又让人看到了红土地上著名“红色小歌仙”张锦辉烈士稚嫩的背影!

太难了,参加革命太难了!

歌戏一开场的“序”,一群瘦骨嶙峋的贫苦农民一年到头艰辛劳作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这样一种不平等社会、不公平制度,最后引发人民群众奋起抗争。这种抗争是因为当时的闽西大地已经有以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觉悟的先进青年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有怀抱救民于水火的理想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组织的正确领导,并在茫茫黑夜中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人民群众正是朝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光明前景,充分认识到只有砸烂束缚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镣铐,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苏维埃政权,才是最终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追求高远理想的过程,奇正相生,伴着悲壮的色彩。

在悲壮的角色转换中,振以嗣响,艺术的再造和审美尤其可贵。

这就要求在有限的高度浓缩的时空舞台,必须把互为犄角的矛盾体一一拉开,展现无余,形成审美意义上的冲突对立。这种冲突越是尖锐,则越能触动人的心灵,引发共鸣。“人皆美生而恶死,美香而恶臭,美富贵而恶贫贱。”(叶燮《原诗》)生与死、香与臭、富贵与贫贱,都是一对矛盾体,这些矛盾体在艺术审美主体意识转化过程中,表现在为剧中人物之喜而喜,为剧中人物之悲而悲。

《红》的艺术塑造,正是追求“美的理想”(黑格尔语)的丰满和撕裂。全剧设计的矛盾无处不在,正是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及其所依托的人物形象,通过特殊的环境、语言、心理、感情,更加凸显了悲剧的色彩。从宏观主题看,表现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无处申诉的过往的矛盾,表现在闽西儿女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气风发与反动势力的阴险狡诈,并呈现斗争双方胶着状态下的担惊受怕。从人物性格看,“红”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但参加革命却义无反顾;“红”的大儿子在战场上牺牲,却仍然支持独子“清仔”报名当红军;“红”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一回,但幸运的是并没有气绝,又活了回来,继续支持革命,在烈火中永生。从场景设计看,有“红”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米的欢愉心情,却又有粪桶的特殊机关能否躲过敌人盘查的担心;有“红”欢呼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喜领“耕田证”的笑逐颜开,却又有反动民团“复辟”“还乡”,实行坚壁清野的忧愁;有“红”在游击队营地养伤时的欣喜以及衬托的依依竹林,却又有遇到险情时躲无处躲最后被敌人抓捕的声声叹息。从音乐及伴奏效果看,有取得阶段性胜利唱出的高亢优美的旋律,又有革命者惨遭酷刑时无法忍受的痛苦惨状像雷鸣般的锣鼓击打的震耳炸响;有“红”倒在血泊中倾盆大雨浇注的苏醒,伴以长时间的电闪雷鸣的刺耳惊雷,也有“红”面对熊熊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的从容!正是这些矛盾本身的对立和铺陈,像蚕丝剥茧,层层递进,紧紧地咬着观众的心,“水尽山穷之处,偏宜突起波澜。”(李渔《闲情偶记》)欲知不得,欲罢不能。

每一幕启幕时,整个舞台一片漆黑。黑暗中,人们的心灵在拷问,忽儿,一首悠扬的山歌响起,那是从遥远的大山里传出的天籁之音,回旋在茫然的夜空,丝竹之声回环,迎来剧情的展开。是啊,不经黑暗哪知光明,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是谓“小收煞”的剧情设计,既起到了提纲挈领的引领作用,又让人陷入深深的思考。

无论是选题,还是人物塑造、审美意趣、性格刻画、社会效果,《红》不容置疑都会是一场艺术的盛宴,因为她真实地再现了闽西大地的苦难,闽西人民的奋斗,闽西红土地的信念,从艺术的视角揭示了闽西“二十年红旗不倒”的真谛。

由于《红》还处于彩排、打磨阶段,因此,笔者斗胆对其中的一些场景或细节提出商榷。

一是剧中如何体现党的核心领导作用问题。剧情从一开始就展现人民群众与反动势力斗争场景,人们纷纷向地主声讨,真实的历史事实是闽西早在1926年就成立了共产党组织,1928年3—6月,闽西地区举行的“后田暴动”等四大暴动,就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建立农会,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组织,正是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主心骨。没有党的宣传发动、正确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的浩大声势不可能自觉形成。全剧如此。

二是对“红”的称呼问题。“”是客家方言,是对母亲的俗称,也有对老年妇女通称的属性。在客家地区,“”,“〈后缀〉用在动物名语素之后,构成名词,主要指称雌性的、女的,有时也指无性别的物体。”(《客家话通用词典》)因此,“”属中性词,无所谓褒贬,但在特殊的语境里又含戏谑、调侃、不敬的隐喻。“红”的人物原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新罗区东肖镇隘头村的革命烈士陈客。陈客,原名邱清玉,据说正是从客家地区嫁到隘头村的。因此,剧中的正面人物,不论男女老少、乡亲、战士都叫主人公“红”,这个称呼其实应有所区别,比如年少的可以叫“红嫂”“红婶”,一些青年女子可以叫“红姐”,这样可以显得更亲切,也符合闽西地区尊老爱幼的习俗风尚。令人不解的是,反动民团头子陈阎罗及其喽罗,也叫主人公“红”,这从何说起?

三是“红”的高大形象还要提升。如“红”被枪决时因一场暴雨而苏醒,人民群众奋力抢救,人们扶起“红”,好像只有对话,少有音乐响起;“红”第二次被反动民团抓获,逼唱“王天土”一节时,对话嫌简单,是否可以设计让“红”痛快淋漓地骂上几段,“艴然而怒,怒而继之以骂”(李渔《闲情偶记》),深刻揭露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坚信革命自有后来人,提升社会正能量;最后“红”被架在火堆上,此时,如果有一首响彻云霄的山歌,缠绵悱恻,一婉三赞“红”的革命精神,则能起到集中烘托的作用,从而让“红”“坚贞就在这里”的高大形象永远烙印在观众心中。

任何一台舞台艺术都是各个艺术门类的集合体。祝《红》从龙岩起步,走向远方。